外公住在一个社会底层棚户区，邻居主要是码头工人，他们拉人力板车，在码头卸粮食。房子是用木板搭建的，缝隙都很大。他家隔壁是一个暗娼，大孩子们都扒着木墙缝隙偷看，声音都听得见。邻里吵架是经常的事，不是这家偷电就是那家偷水。在工厂上班的邻居则明显不同，项飙和小伙伴都很羡慕一个姐姐，她通过关系被分配到罐头厂，逢年过节都能拿罐头回家。外公不让项飙跟同龄的拉板车的子弟一起玩，如果邻居给他东西吃，外公表面上客气接受，转身就让他不要吃，觉得不卫生。项飙要去别人家玩，外公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去，因为“别人很客气地招待你，也许心里并不想让你来”。
漫画家丁聪为项飙画的肖像
1984年，项飙进入温州中学。这是一所老牌重点中学，由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经学大师孙诒让创立，朱自清、郑振铎等都曾在此执教。老师们没有必须要多少学生上大学的执念，下午三四点就放学，学生们自由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项飙是艺术活跃分子，爱看上海作协办的《文汇月刊》，甚至记得编辑部在上海圆明园路149号，爱看长篇报告文学，从夏衍的《包身工》到《丐帮漂流记》，还认真做了很多笔记批注。他作为主辩手参加了温州市举办的中学生辩论大赛，在决赛中获得“最佳辩手”称号。他还喜欢写物品说明书，趴在桌上认真地写这个电器如何使用，那个茶壶如何制作。把一个实践内容用文字说明清楚，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挑战的游戏。
初中毕业的项飙，被大人告知“没有潜力”，读了高中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他对读书没有什么执念，一度想报考陶瓷厂技校，但当年没有招生，这才上了高中。
同时，项飙对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启蒙没什么兴趣，当时很火的节目《河殇》，他相当不喜欢里面的旁白配音。还有广播电台朗诵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他也不喜欢，感觉好像是一种宗教语言。后来他总结，80年代这批人看起来很活跃，但都没有产生大的思想，因为“调子太高就很容易极端化”，很多知识分子对民间疾苦、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具体问题，认识很不充分。还有个原因是他身处温州，1980年开始，这里的商业气氛已经很浓厚，是个超级务实的地方，觉得文艺腔很奇怪，甚至有人已经开始说“上大学有什么用”这种话。
浙江人在北京
1990年，项飙从温州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保送北京大学，他带着600块钱登上火车，此后再没向家里要过钱，就靠写稿、做各种事情来挣钱。
北大90级新生要去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项飙后来跟高年级同学交流时才发现，这件事对他们影响非常大。他观察到在一个严密等级制度下的人格变形，十八九岁的孩子心思都在如何取悦班长、排长、连长，如何跟炊事员套关系，如何保护自己……等级制度让这一批同学都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功利计算取向。他认为，这种所谓的理性和功利其实都跟等级很有关系，就如后来苏联东欧剧变后，社会上开始流行功利主义，因为集权体制、极端等级制度下面，一切资源都是从上到下分配的。
1991年军训结束，学生们回到北大上课。项飙是保送生，他选了社会学专业。那时，整个政治氛围还非常不明朗，万马齐喑，大家都在很功利地学习。大一唯一的讲座是英语四级教科书的编者讲英语阅读，学生们在严寒中穿着军大衣去听讲。“第一年很不愉快。”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气氛就变了。讲座开始多了，很多都是关于营销策划的，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正统。项飙也变得活跃起来，作为社会学社社长，经常请人来办讲座。
1990年代初北京“浙江村”内的菜市场
他不太喜欢上课，正好这时主办《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周拥平博士告诉他，在北京有一个“浙江村”。项飙对人们怎么做生意比较感兴趣，于是决定调查这个“浙江村”。“当时主要的动力可能就是要与众不同吧”，没想到这一调查就是六年。
“浙江村”是进京经商的浙江人（主要是温州人）形成的几个聚居地，其中以北京南郊丰台大红门一带规模最大。项飙第一次过去，坐公交车穿越北京城，边走边问，到地方已经晚上了，当时“浙江村”还很荒凉，工厂边临时搭着很多简陋住房。项飙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兴奋感，敲门进去，然后就在那里过夜。
“浙江村”的人基本只有初中文化，年纪比他大。他们常问项飙，“你赚多少钱？哎呦，那么低。”他们觉得项飙像个弟弟，老要领他去吃饭，送他水果，给他买衣服。项飙当时的皮夹克就是他们送的。他们每天做衣服，问来问去回答都一样，看不出什么东西。起初，项飙试图用自己构想的一套理论逻辑去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却被繁冗复杂的社会现实与人事细节轻易颠覆，很长时间写不出完整的东西。
2023年，项飙（左一）回访浙江村
后来他加入王汉生老师的课题组，有了课题经费的资助。经过王汉生和清华学者孙立平引荐，项飙开始给一些著名学者写信请教，包括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童大林、经济学家董辅礽、周其仁、王小强、杜鹰、林毅夫、陈越光等著名人物。北大很多人都很佩服他的毅力，都是鼓励他，没有什么冷嘲热讽。校团委拿“浙江村”的初步研究成果申报竞赛，结果获得了1993年北京大学第三届“挑战杯”一等奖。这个奖在社会学界很著名，很多参赛论文的作者后来都成长为出色的社会学人。
不断的资金支持、周围人的鼓励帮助他坚持做下去。项飙把身份从旁观者转换成参与者，并最终成为转述者，把改革开放浪潮中离家打拼的浙江人带入公众视野，从经营群体、生活社区和外来人口三个角度，剖析了北京“浙江村”的社会构成机制，梳理了“浙江村”形成的历史脉络，并呈现了中国城市化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特性，最后完成了硕士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是一部在田野观察、深度访谈和民族志写作等方面都堪称极富创见的科研作品。
牛津岁月
1996年，读研究生后期，项飙靠稿费和一些咨询工作，已经购置了电脑、手机、打印机和传真机等，所以他对参加工作没什么兴趣。出国的话还要考托福，他也没有把握。去了一次“新东方”应聘，“感觉像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申请香港科技大学的博士，一个礼拜后就收到回绝信，因为他没有托福成绩，第一关就被拒掉了。
正当他准备留在北大读博时，牛津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彭轲（Frank Pieke）忽然找上门来。彭轲很关注中国学者在国内发表的东西，觉得项飙的作品难能可贵，就鼓励他到牛津读自己的博士，他来安排奖学金。牛津的奖学金很少，全系只有一个，彭轲帮项飙拿到了。
临走前，项飙和朋友们开玩笑说，一定要去西方“取回真经”，在国外做一个“非中国”的人类学案例研究，代表中国学者加入世界知识话语生产体系中去。但到了牛津之后，“英语一句不会讲，上课完全听不懂”。一位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后来告诉他，当时一群学生在背后认为他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谜团”。
彭轲
这时西方人类学界正流行所谓“流散国外”(diaspora)的说法，项飙决定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研究流散海外的印度IT从业者。他参加实地调查之前的答辩，老师连说两次outrageous，回去查字典、问同学才知道说两次outrageous就是“忍无可忍”的意思。他因此一夜无眠，在草地上来回走，对导师彭轲感到非常内疚。在开始的那一年，彭轲也承受了很多压力，眼看项飙做不下去，也没有对他批评。“奖学金如果给另外一个学生，肯定做得比我好，这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于是项飙不断给自己加压，疯狂地阅读，似懂非懂，生吞硬咽，整整一年只给父母打过两次电话。
从2000年1月开始，项飙辗转于悉尼、海得拉巴和吉隆坡之间进行实地调查，按照自己在牛津汇报的“流散于国外的空间”方向，对当地印度IT专业人士展开调研。但调研了一年多，结果不尽如人意。当时他申请的几项补助金无一获批，不得不用牛津奖学金来支持实地调查，靠吃清水玉米充饥，电脑也被偷过一次，里边的笔记资料全丢了。
后来他将研究目标转向印度的IT工人，这些IT工人是被猎身者（劳务公司）招募到西方，然后发包给IT公司的，IT公司可以随时解雇他们，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这些故事有棱有角，相当厚重，项飙开始重新调查，在交流过程中，印度的IT工人会主动来找他讲故事，项飙如同在浙江村一样，和十几个印度IT工人一起睡在地板上。他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有劳务公司的老板邀请他以牛津大学的名头，帮忙去韩国招纳韩籍IT工人。
项飙作品
在这期间，项飙在前往印度南部的海得拉巴调查时，中途不慎患上急性肝炎。海得拉巴的公立医院人太多，住不进去，私立医院价格又太贵，项飙支付不起。病痛缠身，无法治疗，他忍不住哭了，后来他描述自己当时的处境：“看到自己成为这个私有化浪潮中不平等全球化发展格局下的受害者，有病不得治……”
2002年，项飙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其中展现了以印度为中心、为适应全球资本快速流动而构建的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这本书后来获得了2008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被视为全球民族志的新典范。
公众人物
2002年博士毕业后，项飙留校任教，和一些同事共同申请建立牛津迁移研究中心。项目资金要一年以后才能到位，作为过渡，他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做博士后。
在新加坡期间是项飙“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博士后没有上课任务和行政事务，非常轻松愉快，开会都是在高级饭店，听到的都是感兴趣的话题。工作想写的时候就写，不写的时候一天两天不用管。亚洲研究所都是各国访问学者、博士后，大家经常一起游泳吃饭，顺带开始思想上的交流讨论。项飙几乎有一种启蒙的感觉，一下子把学术和政治的问题打通了。
也是在这里，项飙遇到了自己的爱人，一个同在亚洲研究所读博士后的日本女生Mika。Mika来自日本尾道市，家里原是豪门，祖屋附近的小学和中学都租用的是她们家的地。Mika在日本上完本科，然后到英国读了人类学博士。项飙从另一半身上看到了一个在有充分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是个什么样，她那种成年人的率真，自带的低调自信，正是项飙所缺失、羡慕的。项飙后来承认，是Mika主动追的自己。2005年两人结婚，婚礼在宿舍举办，他们给参加婚礼的教授同学们点了越南外卖。
在新加坡做了一年博士后之后，他继续回到牛津工作，后来成为社会人类学教授，致力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劳动力市场、跨国再生产等领域的研究。牛津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这里的学术风格轻松自由，鼓励做各种探索，很对项飙的胃口。
但项飙还是觉得找不到新方向，做一个案例耗费数年乃至十年，做几个就该退休了，他不愿一辈子只做案例分析者，他想做一个真正的思想者。而且就算是做案例，他可能也做不到像调查“浙江村”那样完全投入了。从2004年开始，他做中国东北人向全球移民的案例，2008年签的出书合同，书稿写过四五遍，仍旧“拿不出手”，至今无法出版。
2023年10月，项飙（后排左一）在广州的艺术空间“流动俱乐部”与年轻人交流
直到2014年，有中国记者找他做了一篇采访，题目叫《中国人就像蜂鸟，振动翅膀悬浮在空中》。当时项飙并不知道国内社交媒体已经蓬勃发展，年轻人对新内容、新理论有了更大渴求。在对话里，项飙谈了他的几个重要阶段的研究，但最被人关注的却是他提出的“悬浮”概念。
“悬浮”表示一种存在状态。项飙形容为“像蜂鸟振翅，努力在空中保持自己的形象……却无所往，也无法着陆”，巨大的焦虑和恐惧压力之下，人们频繁移动，高强度劳动，争先恐后要“上车”，每一趟车仿佛都是末班车。社会缺乏安全有保障的体制，人们在没有尽头的路上一路狂奔，只为“现在赚尽可能多的钱，然后赶紧走”。
节目播出后，他收到许多读者邮件，有多年不见的老友表示共鸣的，有读者说这个词“刺痛了我的伤口”，还有读者说“纱窗纸被捅破了，光线倾泻了进来”。
与此同时，项飙也关注到中国年轻人对思想的渴求，意识到让别人看到一个学者真实的思考过程，比向他们灌输道理，要更具思想冲击力。“21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是对话式的，社会学可能给不出具体答案，但要对人们寻找答案提供帮助。”此后他频繁参与公共讨论，与不同群体展开对话，希望更加直接地介入社会与生活中去。他的跨国网络对谈往往持续数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顶着时差，忍饥挨饿地进行交流。
2019年，参加对话节目《十三邀》时，他提出了“附近的消失”这一说法。在他看来，当下社会一个人要么关心自己，要么关心世界，对“附近”却不感兴趣。资本将物理意义上的“附近”转化成外卖和快递这样数据化的“附近”，真实的附近就这样消失了。他希望大家“关注你的周围，了解附近的人，在附近、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中找到意义”。
2019年，项飙登上《十三邀》
2020年，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提出“人的再生产”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的再生产就是结婚生子，抚养下一代，进行各种维持生命的活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以不重视“人的再生产”为代价。国内的留学、移民大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人的再生产”，为了更加稳定可期的未来、更好的教育、环境、医疗等。中国的崛起只是某一块，而“人的再生产”是更重要的部分。
项飙经常回到国内，除了学术交流、演讲，还频繁地跟各种人聊天，学者、学生、小商贩、司机，任何遇到的人，他都怀着好奇跟对方交谈，从只言片语中发现新的线索，并就这个线索继续深入聊下去。比如在温州打车，司机告诉他，自己在帮人开信用卡，项飙就很好奇，现在移动支付这么方便，还有谁在用信用卡。司机说，有些需要小额贷款短期周转的人，而寻找开卡的客户，又涉及数据买卖的灰色链条。“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用，但能发现社会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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