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监控，一生难洗“污名”
看完武汉大学那桩性骚扰案的一审判决，你要说心平气和，是不可能的。我心里翻腾着一个念头：真要是没有图书馆里那堆冷冰冰的摄像头，这男生估计一辈子也洗不掉“流氓”的帽子。这种事，谁小时候没听长辈说过，“名声坏了就完啦”，但大多数人没真遇到过这样的冤枉——直到某天你莫名其妙成了“污名”的主角。
故事倒要从图书馆讲起。那天，女研究生坐在书桌前学习，对面刚好坐着一位新来的大一男生。她有点不安，总觉得男生在桌下举动怪异——你想啊，陌生人行动不自然，谁不多留个心眼？没过多久，她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下流”的东西，实在忍不住，掏出手机拍了桌下几个画面。有了视频，有了情绪，她当场要求男生写一封道歉信。男生其实也慌了，东一句“伤害了姐姐”，西一句说“做了下流的事”，连自己是不是也没想明白，只想着别让事情闹大吧。
一封道歉信下场可不太妙。学校说要处分，警察也来了几趟，辅导员斡旋不下。你要是站在第三者位置，也许第一反应就是“这孩子是不是脑子一热犯了浑”，更别提舆论一边倒，大家都认定男生做错了事。可到了法官手里，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咱们平常说是非，动不动“凭印象”，但司法是要较真的。
案子一摆到法院，一堆证据都像是对男生不利：手机的视频，女生的叙述，还有那封带着“承认”的道歉信。你要我当法官，一开始估计也要皱眉头：难道不是铁证如山吗？可偏偏，监控录像成了案子的转折点。整个过程录像都在，一帧一帧过，发现男生确实没碰女生，也没有什么夸张的动作。桌下那段录像仔细瞧瞧，动作有点笨拙，倒像是裤腿里哪儿痒了，他伸手去抓一抓，没别的证据显示他有不轨行为。
道歉信也被仔细分析。《挠痒》这事，后来法官说，男生压根没跟女生有任何言语、眼神接触，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法官还顺着流程倒查——那道歉信，其实是女生咬住不放，“反复要求”才写的，男生只想着息事宁人。你说尴不尴尬？本心无意，写个“对不起”就被认定是罪证，可在司法程序里，“承认”并不总跟事实吻合。
其实啊，最难过的是两边的误会。从女生角度出发，她确实受到了情绪上的冲击，也觉得自己有理由维护。可法律是讲理的：你不舒服，不代表对方构成了犯罪。不能因为“我受伤了”，推定对方一定作恶。这样的尺度，说起来好像冷冰冰，可要是没这道底线的人，谁都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定罪——社会性“死刑”，咱们谁都怕。
这让我想起一部老电影，《狩猎》。故事讲的是个幼儿园老师，遭遇小孩子一句顺嘴胡说的指控，结果生活彻底翻车。没有录像，没有其他线索，周围的人只是“相信感觉”。老师被朋友疏远，被打得鼻青脸肿，连家里狗都被人弄死。后来真相浮现，不过是句误会，可人已经输光了社会关系——就像是被人咬定了“标签”，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回不到从前。
我们说回来这个案子。假如没有那份监控录像，男生恐怕连最基本的自辩权都没有。谁会愿意听你解释“我没做”，谁会相信被情绪主导的道歉并非真“认罪”？谁又能还原一个普通男生不过是挠痒而已？有人的一瞬误会，别人可能要拿一整个人生来偿还。
这场判决结束了，结果却并不两全。女生如愿出国读博，人生轨迹一马平川。男生呢？虽然打赢官司，背后却已悄悄烙上了“处分”两个字，还得靠录像证明清白。其实，我总觉得，一份监控来证明自己“什么都没做”，这压根不是尊严所在，而是无奈。
类似事件，其实还远远没结束。要论性骚扰案件，举证总是最头疼的事。很多时候，特定场合没有旁证，没有录像，女生只需说她感到不适就容易获得同情，而男生则要拼命证明“我不曾做”，甚至连“我没看你”都得指天发誓。这种分歧，最终可能造就两个极端：有些人被道德审判，有些人刷成绩单就被车掉了。
说到这里，想岔开两句。高校、企业、机构，遇到性骚扰相关控诉，总归还是“避责优先”。你会发现，很多单位宁肯先做表态，连程序也不太顾了。嘴上说“零容忍”，可实际一刀切，也许没人关心你的解释，舆论一到，谁还敢冒险靠近你的“案子”？我自己也有朋友遇过类似事，背后一通感叹，愈发觉得社会“安全感”有时候其实就是冷漠的另一面。
话说回来，我们谁都不想生活在肆意骚扰和冷漠的不信任之间。既然要反对性骚扰，还该守住程序与公正——不为发声而牺牲另一个人的人生。正义不是零和，舆论也不应该是“谁大声谁赢”。这世界复杂到，清白有时靠一段录像，冤屈却沉在流言里。
或许，很多年后，那男生再回头看看这场风波，也会自问：“为什么要靠监控来证明我没做坏事？”我们常说，命运总要自己掌握。但倘若立场翻转，你会觉得什么才是最真实的公平呢？只有程序挺在前头，才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吧。
有些误会，好像一夜间就打翻了一生。清白，有时靠的不是努力，而是刚好那天有监控。闲话说到这里，还真没什么总结能让你安心，只是希望下一个“被误会的人”，不再需要拿青春去赌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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