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山城到戏剧殿堂：一个演员的跋涉》
贵州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十八岁那年，我攥着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贵阳老火车站躲雨。绿皮火车喷出的蒸汽混着雨水，把通知书右下角的钢印洇得模糊——就像我对未来的想象。
中戏的晨功比贵州的鸡鸣还早。北京冬天的风像刀子，我们裹着军大衣在操场练声，呵出的白气在睫毛上结霜。表演系老师总说："把你们那些山山水水的口音都吐干净！"可我知道，家乡的糯米饭味儿早渗进了骨血里。
第一次试镜是在大二。副导演盯着我的简历皱眉："贵州来的？"三个字像块冰。那天我演完，听见选角导演小声说："灵气是有，就是不够'城市'。"回宿舍路上，我买了瓶二锅头，就着簋街的麻辣烫喝到凌晨——原来地域可以是种原罪。
转机出现在毕业大戏。我主动要演《生死场》里的金枝，一个东北农村女人。排练厅的地板被我跪出两个坑，膝盖上的淤青叠了三层。首演那晚，台下坐着娄烨。散场后他说："你眼睛里，有土地。"
后来人们总问我方法派体验派的区别。其实哪有什么派，不过是把贵州山民的倔，酿成了角色的魂。《浮城谜事》里那个歇斯底里的妻子，我在城中村观察了132个吵架的妇女；《万物生长》的医生白露，我跟着妇科大夫上了三个月夜班。有次在急诊室，产妇的血溅在我脸上，37度的温热突然让我懂了什么叫"活着"。
去年回贵阳拍戏，发现童年常去的录像厅变成了奶茶店。我站在巷子口，忽然想起第一次看《霸王别姬》的那个下午，阳光穿过放映机，灰尘在光柱里跳舞。老板说："小溪啊，当年就属你哭得最大声。"
现在偶尔还会梦到中戏的练功房。镜子里的女孩扎着马尾辫，汗水把练功服浸出深浅不一的蓝。醒来发现，原来最难的戏永远是下一部，而最好的表演，不过是把真实的人生，一寸寸揉进虚构的光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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